潘金莲是水浒中经典女性人物,她的自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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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金莲是《水浒传》塑造的一位经典女性人物，客观地看，她自尊，不满现实，有追求，这是值得肯定的；另一方面她又自暴自弃，无知，患蠢，狠毒，成了淫妇和坏女人的代名词。潘金莲本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姑娘，为生活所迫，给清河县大户人家当使女。“年方二十余岁，颇有些颜色。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，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从。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，却倒赔些房奁，不要武大一文钱，白白地嫁与他。”（第二十三回）可见潘金莲并不是一个毫无廉耻的淫妇。

在那个时代，作为丫环，主人要缠她，应该是个得以高升的好机会，无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小老婆，个人的命运和处境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改变。但潘金莲拒绝了主人的纠缠，而且：“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从”，这是很不简单的行为。她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，不为富贵所诱，不被威势所迫，有着可贵的独立精神。然而潘金莲毕竟是社会下层的“使女”，男尊女卑的意识和三从四德的礼教道德观念，使她最终被大户白白送给武大郎为妻。这种强加于自己的不合理的婚姻，潘金莲一开始就很不满，也很痛苦。因为武大身材短矮，形象狠琐，不会风流。“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（武大郎）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我直恁地晦气！”所以当她看到武松相貌堂堂，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，就产生了对理想爱情渴慕和追求的念头。

小说有一段关于她的心理描写就是明证：“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自心里寻思道：‘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，他又生得这般长大。我嫁得这等一一个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……据著武松，大虫也吃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气力。说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？……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！’“有如此想法，并不能代表她的下流、可鄙，恰恰相反，正表现了她的觉醒。潘金莲也有不自爱不自重，自暴自弃的一面。自从嫁给武大之后，就破罐子破摔，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，常来骚扰。潘金莲“倒无般不好，为头的爱偷汉子”。武大是个懦弱本分人，在清河县呆不住，只好搬到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，每日仍旧挑卖炊饼为生。

武松打虎成名后，来到武大家，潘金莲虽然是主动爱上了武松，但追求的方式显然是在勾引：“叔叔不会簇火，我与叔叔拨火，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。”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盏儿残酒。”她的这些“不知羞耻”“败坏风俗”的举动自然遭到武松的强烈反感和拒绝，以自讨没趣收场。金圣叹评武松的几句话，用语充满赞颂之意：“只一句骂杀千古，武二真正神威”“字字响”“写尽武二神威”。而潘金莲可鄙的地方还在于勾搭武松不成，反诬武松欺负她。武大回家，见那老婆双眼哭得红红的，就问她与谁闹了，妇人道：“情知是有谁！争奈武二那厮，我见他大雪里归来，连忙安排酒，请他吃：他见前后没人，便把言语来调戏我！”武大显然不相信，此事以武松将床铺搬至县衙里歇息结束。

当武松要出远门，提醒嫂子要安分守己，说些“表壮不如里壮”“篱牢犬不人”之类的话时，那妇人“一点红从耳朵边起，紫涨了面皮：指著武大，便骂道：‘你这个腌臌混沌！有甚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，欺负老娘！我是一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，叮叮当当响的婆娘！拳头上立得人，胳膊上走得马，人面上行得人！不是那等拥不出的整老婆！自从嫁了武大，真个蝼蚁也不敢人屋里来！有甚么篱笆不牢，犬儿钻得入来？你胡言乱语，一句句都要下落！丢下砖头瓦儿，一个个要著地！’”从这些言语中可以见出潘金莲不仅不自重，还虚伪要强，骨子里有一股反伦理道德的东西在作崇。当她遭遇破落户财主、浮浪弟子西门庆之后，两人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。

潘金莲最可怜的地方是无知、愚蠢。王婆名义上是开茶坊，实则是干做媒、拉皮条的勾当，为了从西门庆那里得到好处，不惜干出有违天理的缺德事。她提出所谓的“五件事”“十分光”，和西门庆进行一系列密谋策划，一步步迫使潘金莲就范，使之成为西门庆淫欲的牺牲品。在这起事件中，潘金莲表现得无知又愚蠢。如果说王婆请求裁布做衣，潘金莲欣然前往，是正常的助人为乐之事的话，那么王婆请潘氏与陌生男人西门庆同桌饮酒，显然就不正常了。《水浒传》创作的背景年代应该是儒教理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时代，对女性的规范，反映了传统的伦理秩序的重要。王婆的心计和潘金莲的行为是有悖妇道的。所以小说的作者借诗来评价潘金莲：“从来男女不同筵，卖俏迎好最可怜。”

潘金莲的最大罪恶是毒死丈夫武大。不过在这一罪恶勾当中，她只是胁从而非主谋，是在王婆的主使下毒杀武大的。这其中交织着多种因素，既有对武松归来的恐惧、对武大的不满和对武大威胁的不屑，又有与西门庆淫乐中得到满足后的鬼迷心窍。她是受害者，但也害了人。她被武松杀死，罪有应得。潘金莲的悲剧实质上牵连了另外两个人的悲剧：武大是这一悲剧中最可怜的人，他有幸娶得一位美女为妻，而他的不幸便从家有娇妻开始，所谓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（《老子》第五十八章），武大是个不自觉的悲剧扮演者。武松的悲剧更为深沉，本来是个在政治上很有发展前景的青年，就因为杀了潘金莲和奸夫西门庆而走了不归路，潘金莲悲剧的最深刻的价值就在这里。

潘金莲的形象可以说是综合了元杂剧《同乐院燕青博鱼》《黑旋风双献功》中的王腊梅和郭念儿等人的特点。王腊梅的丈夫叫燕大（《水浒传》有武大），叔叔叫燕二（《水浒传》有武二）。燕二知道嫂子不守妇道（他对燕大说：“俺是什么等人家，着他辱门败户。你顶着屎头巾走，你还不知道），离开哥哥家前告诫嫂子‘嫂嫂好生侍奉哥哥，俺哥哥若有些好歹呵，我不道你轻饶素放了你里也！’”类似这样的话，《水浒传》中武二（武松）离开武大家前也对潘金莲说过。而潘金莲指着武大骂的一段话：“我是一个不带头巾男子汉，叮叮当当响的婆娘，拳头上立得人，胳膊上走的马，人面上行的人！”则又是“宋元人市井常语，曾见于《宝文堂书目》著录的《任理五颗头》当是元以前的作品（话本）”。

王腊梅、郭念儿所勾搭的白衙内、杨衙内都是“花花太岁”“浪子丧门”的权豪势要，“街上小民闻吾，我打死人不偿……”。而《水浒传》称西门庆为“西门浪子”，说他“与人放刁把濫……排陷官吏，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”。这些德行也一模一样。但小说《水浒传》对人物的把握更加成熟高明。潘金莲遭遇西门庆，可谓臭味相投，但潘氏并无结果武大性命之心。小说摄人心魄之处，就在于王婆设毒计使这对本来只图一时欢娱的男女，一步步走进罪恶的深渊，让人读后既惋惜又厌恶和痛恨。这正是《水浒传》超越前人的成就。潘金莲是个复杂的女性形象，她有血有肉，既有自尊心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愿望，又表现了不良女人的品质和言行。

自从《水浒传》诞生以来，潘金莲就成了备受批评和诟病的人物；也正因如此，她也成了不朽的文学典型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《金瓶梅》可以说就是潘金莲和西门庆借尸还魂，“三言二拍”中的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《蒋淑真刎颈鸳鸯会》《新桥市韩五卖春情》等篇，都可以看到潘金莲的影子，而魏明伦的川剧《潘金莲》则对潘金莲作了现代意义上的理解和阐释。